咳唾杂谈（十一）

南京晨报昨天有一则消息，板车师傅刮擦轿车，跪地求情。一跪半小时，让人心酸，心痛；男儿膝下有黄金，跪为不得不跪，过去心所跪就是苍天、父母，礼所跪有皇帝、老师，但是最上及钟情之辈甚至可以连心都放浪，何况礼乎？然而，今天，总是太多的悲情，太多的无奈，太多的苍凉。板车师傅所跪者何，并非向人，而是向金钱；这就是所谓时代进步的代价。

这里有两个问题可以引申讨论：

1.       我们时代的总体风貌是道德的吗？这又是个充满歧义和滋蔓很多的问题。首先，哪些要素测量时代总体风貌？一般来看，国民心态、国民素质、制度规范、言论自由、人格自主、价值取向尤其财富理念、游乐趋向等等，都是观测点；其次，道德为什么在每个时代都遭遇讯问，在是非判断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每个人出于自己的态度，选择运用思维定势，会给出道德滑坡或者道德上坡的结论，但是，的确，这是将结果作为归因的条件了，难免本末倒置。所以有人说，如果社会运行机制出了问题，没有人逃脱道德上的罪责。想想是这回事。桑德尔在《民主的不满》里多次提到杰斐逊总统等的民主法案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初发阶段资本贪婪扩张制度的抑制，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对于效率的偏好决不答允每个人平均利益实现的诉求，所以汉密尔顿虽然是“民主与平等”的敌人，但是他深知他才是美国制度和美国富强的缔造者。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自由、民主与监督，平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永远是神话，但是好的监督制度不会使一个人道德堕落，虽然也不能使其道德高尚。反观我们，除了实质上的权贵资本主义之外，政治上的特权制度依然横行；没有实际有效的监察制度，意味着就没有对人民负责的机制，唯上而不维法，所以，几乎每个人都被打上道德缺陷的烙印。桑德尔还说过，市场一味鼓吹价值交换制度的神圣性，没有仔细甄别其不同条件下的效果；当交易制度用金钱乃至权力、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饰实际效果时，道德只能每况愈下；社会只能是充满拜物教思想和拜金主义。再次，从辩驳的角度，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旧有的道德规范来对现实充满生机的社会进行评价，这本身是一个谬误。道德规范是“所指”，而任何具体事物的评价是“能指”，道德规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性不同于评价的即时性、片面性、针对性，也就是“能指”根本上“脱钩”（delinking，借用阿明的概念）于多样性的“所指”。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也有好的道德风气和榜样吗？不是也有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慈善家吗？当然对于这种辩驳也有人进一步批判。如果用经济思维来界定道德的价值和意义，扩大道德在经济领域的“能指”，道德作为资本一样被规定或者赋予经济价值，那么，这就成为没有人格主体的道德主义，实际上还是为既定的不平等与堕落寻找毫无根据的理由。承认还是不承认市场的道德局限，这是个问题。所以桑德尔要求，市场竞争条件下的道德考量应将其合法性包含其中。

2.       我更喜欢讨论另一个问题，时代是进步的吗？如果回到梁漱溟的言说逻辑，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两相行驰但不在一个平面内，何来进步与倒退？但是西方及现代社会，长期生活在康德的逻辑里，即承认普遍判断合理性的逻辑当中；如果普遍判断合理合法，那么，对于道德价值也有普遍性。有了普遍性，就有了进步性。尽管康德本人有时也陷入幸福主义与阿布德拉主义的摇摆当中，但是对理性的尊崇还是使他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道德发展主义者。所以沃尔特·米格若罗看出了这里面的门道，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就是殖民性，，进步与发展只是蕴含着殖民性的现代性说辞。依然是“能指”与“所指”的“脱钩”问题，财富与资本逻辑把每个人带到现代社会秩序中来，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并没有到得平等的造化，财富干我何事？很多人并能没有享受到资本的盛宴，也根本不在资本的秩序当中，如同资本天空的一缕轻烟。或许我们享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繁华带给我们的好处，但是我们的道德并没有像树木一样成长；很多美梦破产之后，我们就可能沦落为骆驼祥子似的“板爷”；而“板爷”的道德感受力与一个社会的灯红酒绿程度成正比，越是浮华与喧嚣，人们越是丧失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