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赖尔那里，哲学上的自我永远存在言说的不确定性。它有时候与“他”、“你”一样有确定性，但是有时候因为背景、主宾格替代关系、隐喻性等根本无法寻求“我”的确定性。自我是怎么来的？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假如我是你，或你是我，这真是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世界因此而颠倒或者混乱以致无法想象。窃以为，一个孩子咿呀学语并没有自我，但是当他咿呀自语却因为周围大人（一般为父母）突然离开而戛然终止，这就是自我产生的因缘。
随后，自我在创造中，在与他者的互动当中，自我永远具有反思的特征。赖尔认为，我过去的自我、你过去和现在的自我是可以被详尽描述和说明的，然而，“我今日之自我却始终无法被我自己所把握。”《心的概念》这或许是说，现在之自我还在寻求确定当中；但是其实又无法确定。那么，未来自我呢？虽然未来是一扇未打开的门，但是心已经捷足先登；在想象中确定也是未定，但是想象的未定也不仅仅是未定，它有方向性。所以利奥塔说对于艺术家来说，我就是非我，人就是非人，他唯一确定的是向确定性自我发起攻击，此外他就像是另一个星球的来客，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自我还是一个谜。
查尔斯·泰勒也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谈自我。伦理学追问善的问题，在国内经常被转换为伦理学就是研究道德的学问。江畅不同意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是因为他想把道德实践从伦理学剥离出去，而听从石里克的意见，把伦理学看作道德问题的认识论；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他还把这种认识论引向关于幸福的理性思考当中；这就有了两个问题，一是幸福本身是实践的，不管它能否脱离主观感受；二是这也落入了康德的诘难当中，幸福作为感性对象，如何规整于理性原则之上？国外的学者虽然也在摇摆或模棱两可当中，但是实践的伦理学和理论伦理学始终遵循理路分开的路径。泰勒也是在探讨善的问题，但是他选择了自我概念的突破口。比《黑格尔》清晰多的是，他一开始就为自我及其认同问题设定一个伦理学的假设；即这一问题在一种人文的框架之内；也许框架本身是模糊的，是歧义的，是变化的，但是有这么一个框架；自我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学、心理学概念，它一开始就在道德的方向上，一种空间性的导向上；自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在“我们寻找和发现向善的方向感的范围内，我们才是自我。”泰勒不单纯为寻求一种认同问题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统一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毋宁说他站在了一个新的视点上，它使我们经常不自觉的分离视点相形见绌。泰勒论证的自我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自我在其他自我，也就是他者当中。这种自我的认同是通过语言工具实现的，但是历史的考察，却有着不同的报答自我的模式，比如个人主义的和社团主义的；现代社会给予我们的经验是，在这一个同一的不断增长刺激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想拥有盖吉斯的钻戒，渴望获取两种不同源泉和原则的生活。所以泰勒一定要先验地提出自我在认同时与善相关的方向感。他说，“自我只能是存在于道德问题空间的某种东西。”
自我始终是有趣的论题。大致应该有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言说背景或能指。如果涉及比较，自我就是他者，文化强势或者濡化给予设计；如果作为民族志的自我，自我就是限定与超越的矛盾，是肯定与否定的矛盾，是他者和内在的矛盾，是行动与静观的矛盾，是本能与收敛的矛盾，也就是社会化过程的诸多矛盾。
考察中国历史的自我概念，应该很有挑战性。自我一般沦落为文人话语，在民间消亡；但是民间的生活依然丰富，隐蔽的自我直接转化为欲望。对于文人来说，先秦之思想解放没有维护自我的权利，个人苏醒，但自我湮没在所属当中。如果要区分自我的形式，也就是作为“士”、“臣”的自我和江湖自我，两者自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像《红与黑》的于连式的精神裂变；根本上还是他者。